三位央行理事、財經教授合著「致富的特權：二十年來我們為央行政策付出的代價」近一個多月來掀起市場熱戰，前央行總裁、央行顧問彭淮南在4月29日接受清華大學授予名譽博士的典禮時，他以自己51年5個月的銀行員而自豪，也說明央行總裁任內的雙率政策制訂的原委。
這是對致富特權一書的回應？為政策辨護？…不管你如何看，在這裡特將彭淮南任內雙率說法根據央行公布的講稿，原文呈現如下。
彭淮南
在多年公務員的生涯中，深知一旦遇到問題，首先要察覺問題所在，才能針對問題去解決。這這樣的能力，除了以前在課堂上學習的基本知識之外，也必須熟悉制度的運作與與掌握統計數字。
畢竟「盡信書不如無書」，教科書列示的是原理，在實際應用時，要能因時因地制宜。正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哥倫比亞大學教授Mishkin所說「貨幣政策既是科學，也是藝術」」(Monetary policy is as much an art as a science)，需要以廣泛訊息為基礎，做出最佳決策決策。
這種經驗判斷，在面臨危機時更是重要。1998年年2月，當我臨危受命出中央銀行總裁的時候，就立即面臨了亞洲金融危機。當時資金不停地外流，新台幣持續貶值，銀行放款利率大幅上升，金融業隔夜拆款加權平均利率，1997年年1月為5.653%，至1998年年2月升至7.222%。經濟活動也因利率上升而受到影響。
面對這些問題，科書的制式反應是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並讓匯率自由浮動，也就是放任新台幣貶值。新台幣貶值只會加速資金外流，即使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難以改善國內流動性不足的現象。傳統作法既不能治本，也不能治標。
當時問題的源頭其實是在外匯市場。若干外商銀行銀行利用制度漏洞，大量承作無本金交割的遠期外匯(Non-delivery forwards, NDF)去套利【這與2021年年3月下旬月下旬發生的發生的Archegos資本管理公司資本管理公司操作操作導致鉅額虧損導致鉅額虧損事件，事件，有有異曲同工異曲同工之妙。Archegos進行進行高槓桿操作，且高槓桿操作，且採差價合約(contract for difference, CFD)交易交易，機意味十分濃濃厚，但一旦賭錯價格變動方向，不但本身會產生鉅額損失，也會連帶影響銀行體系，不但本身會產生鉅額損失，也會連帶影響銀行體系。】
這不但加深新台幣貶值的幅度，也使得資金一直外流；即使實施寬鬆的貨幣政策，也難以奏效。因此，央行首要首要的的工作就是堵住這個漏洞，於是在1998年5月底宣布停止國內法人辦理NDF交易，先讓外匯市場趨於穩定，繼而實施有效的貨幣政策，以利經濟金融恢復正常運作。。
記得當時有位記者責難我，禁止承作NDF有違金融「自由化」，批評是開倒車，甚至將我類比為獨裁強人。但自由化並非毫無紀律，當自由市場因外部性(externality)帶來鉅大的社會成本，危及整體經濟金融穩定時，就有必要採取措施，消弭危機。一時之間，外人難以理解，以致遭受責難抨擊。後來，這位記者升任某週刊的總編輯，終於於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時全球金融危機時，寫了一篇「報告彭總裁：我錯了」的文章，承認當年的看法是錯誤的。我很佩服她的勇氣。
當時李前總統登輝先生也請辦公室蘇請辦公室蘇主任轉達「對的事情就做下去」「對的事情就做下去」的勉勵。另外也有外商銀行從業人員來函表示：「小草有無數的地上朋友，大樹唯有向天空傾訴寂寞！今日您不辭辛苦守護的成果，將是來日台灣的子孫所要感謝與懷念的功績。」令人感到格外溫馨。
1998年的年的NDF事件事件，只是我擔任總裁之後第一次碰到的挑戰，接著就是1999年的年的921大地震。當天上大地震。當天上午就緊急召集同仁研商，決定提撥郵政儲金轉存款1,000億元，供銀行辦理重建家園專案貸款。除了主持重建貸款說明會，更親自南下登上危樓，察看房屋受損情形。
此後的20年間，一直都有大大小小各種挑戰迎面而來。如2000年的科技泡沫、2001年美國年美國遭受遭受911恐恐怖攻擊事件怖攻擊事件、2003年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等等問題，都是對台灣經濟金融造成負面影響的案例，央行一一沉著應案例。
2006年美國發生的次級房貸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引發了2008年9月至2009年間的全球金融危機(Global Financial Crisis)，造成全球經濟衰退，歐美銀行緊縮放款，而亞洲國家也面臨流動性不足。面對此一情勢，央行不但面對此一情勢，調降銀行存款準備率，對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並七度調降重貼現率，累積降幅達2.375個百分點，以減輕個人及企業的資金成本，支應經濟成長所需的資金。
商品市場與外匯市場在在本質有很顯著的差異，一般的的商品市場，供需曲線較為穩定，不太容易在極短期間內急遽的移動。當供需失衡時，可透過價格調整，使供需達到平衡。
但是，小型經濟體的外匯市場則因國際資金的自由移動，常受干擾。當經濟大國採行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資金大量流向小型經濟體，就像大白鯊跳進小池塘，引起水花四濺，導致小型經濟體貨幣升值，資產價格上漲；反之，則導致貨幣貶值，資產價格下跌，
干擾了小型經濟體的經濟金融穩定。難怪哈佛大學故經濟學教授Martin Feldstein 曾有肺腑之言：「從美國採行QE 以來，就沒有資格批評其他國家干預匯率。」
又，外匯市場如果出現新台幣升貶預期心理，外匯供需曲線則會同時移動，更會造成新台幣對美元的價位變動擴大。例如，若預期新台幣對美元升值，市場對美元的需求會減少而對美元的供給會增加，美元的供需曲線同時下移，雖然供需曲線仍會交叉，但均衡價格則持續下滑(由由p0跌至跌至p1)；也就是說，新台幣升值的預期心理會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若預期心理頻繁發生，新台幣對美元價位也會頻繁波動，不利正常的的經經濟活動。
多年的工作經驗使我深深地體認，匯率政策應與貨幣政策等量齊觀，不可偏廢。台灣是小型小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應該採行管理浮動匯率制度，並在必要時實施一定程度的資本管理，以保有貨幣政策的自主性。
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早期主張資本自由移動，但主張資本自由移動，但由由於短期資金移動造成高度經於短期資金移動造成高度經濟金融不穩定，2010年2月，IMF終於終於承認資本承認資本管制管制的正當性的正當性。
另外，我也推動了一些制度面的重要變革，包括推動即時總額清算機制(Real-Time Gross Settlement System, RTGS)、協助就學貸款制度改革、建置外幣結算改革、建置外幣結算平台及推動兩岸金融合作平台及推動兩岸金融合作等等。後來2007年年1月5日，中華商銀及力華票券中華商銀及力華票券於於營營業時間終了，發生資金短缺，幸好央行早在2002年已採行RTGS，得以避免發生系統性風險，否則不堪設想。
在兩岸金融合作方面，由於兩岸之間投資與經貿關係往來密切，進一步開放兩岸金融往來有其必要。因此，在在2012年年8月月31日，央行與大陸人民銀行正式簽署「海峽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開放銀行收兌人民幣業務，便利兩岸交易的開放銀行收兌人民幣業務，便利兩岸交易的清算清算。
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需要妥適配合，才能發揮充分效果。2009年政府大幅調降遺贈稅率(原為累進稅率原為累進稅率，最高稅率為最高稅率為50%，降為單一稅率10%)，加以全球金融危機後，國外投資收益收益率下降，國人海外資金大量匯回，流向房地產。
為維持金融穩定，央行早自2009年 10 月即開始進行道義說服及專案金融檢查，開始進行道義說服及專案金融檢查，督促金融機構金融機構加強控管不動產授信風險。2010年年6月起，央行陸續月起，央行陸續對特定地區第二戶購屋貸款、全台高價住宅貸款及土地及土地抵押貸款的最高貸款成數加以限制。這些針對性的的總體審慎措施(Targeted Macroprudential Measures)，曾獲得國際信評公司Moody’s的高度肯定的高度肯定。
附帶要說明的是，央行為何不提高利率因應房價問題而採針對性的總體總體審慎措施？答案就是要對症下藥。利率的影響是全面的，而房地產市場只是整體經濟的一部分，為穩定房市而大幅提高利率會傷及無辜；而且台灣住宅每100戶僅有26戶向銀行借款，利率對房地產的影響的有侷限。
IMF即認為，處理房價上漲，採提高利率的方法是大而不當的措施(blunt instrument)。瑞典央行為處理房價上漲問題，於2010年年7月提高利率，導致通縮壓力上升，旋於2011年年12月起轉而調降利率，至2014年年10月月28日日甚至降到零，是活生生的失敗案例。
另據IMF的實證研究，低利率與房價上漲沒的實證研究，低利率與房價上漲沒有必然的關係。有必然的關係。2002至至2006年，英國、澳洲利率均高於美國，房價漲幅卻高於美國；同期間，日本維持低利，房價卻下跌。
更重要的是，當時台灣的實質利率並未偏低，2009到到2021年絕大多數期間，台灣的實質利率高於主要國家(見圖三)，日本野村證券的研究，日本野村證券的研究也也認為「台灣的政策利率並無偏低的問題。」
還記得2015年初年初，財政部張前部長來訪，告訴我他推動的「房地合一課稅」法案遭遇困難。由於該法案可遏阻房地產的投機行為，有可遏阻房地產的投機行為，有助房市健全，而且南韓、房市健全，而且南韓、新加坡、香港、英國、加拿大、澳洲等均以租稅為手段，平穩房市，乃盡全力協助溝通，獲立法院王前院長支持，由李桐豪立委提案將法案逕付二讀，而於2015年年6月月5日三讀通過。張前部長曾於行政院院會及公開場合對央行表達謝意。
該法案於2016年年1月月1日起實施，對短期內買賣房地產的利得課以重稅，一年內的利得稅率即高達45%。自實施後，投機客退場，房市景氣降溫，交易量明顯縮減，價格則緩跌。
2019年來，受主要國家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外溢效果影響，以及政府推動台商回台與國人境外資金回流，以及政府推動台商回台與國人境外資金回流政策影響，加以廠商大量進駐科技產業園區，帶動周邊購屋需求，且建商積極購地，致地價上揚，推升中南房價。
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干擾，房市買氣暫趨觀望；年上半年受疫情干擾，房市買氣暫趨觀望；下半年起，因國內疫情控制得宜，經濟表現良好，房市交易明顯增溫，並出現預售屋紅單炒作現象。為抑制房交易明顯增溫，並出現預售屋紅單炒作現象。
為抑制房市炒作，避免過多資金資源流入房地產市場，政府於2020年年12月推出「健全房地產市場方案」，央行分別於同月及今(2021)年3月推出兩波選擇性信用管制措施(即前述針對性總體審慎措施)；財政部則推動房地；財政部則推動房地合一課稅2.0，延長最高稅率適用年限，並在今年4月9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新制將於7月1日起實施。
健全房市除從上述需求面管理外，也宜從供給面著手，如捷運向郊外延伸、廣建社會住宅。供需雙管齊著手，效果將更為良好。
這些政策、措施與制度改革等，使得台灣多年來物價漲幅低而穩定(low and stable)(見圖四)，新台幣匯率也具有反通貨膨脹(anti-inflationary)與反景氣循環(counter-cyclical) 的功能，有助經濟持續成長。
近二十多年來，央行的作為也屢受國際肯定。例如，近二十多年來，央行的作為也屢受國際肯定。例如，2016年年2月月，德國貝特曼基金會，德國貝特曼基金會(Bertelsmann Stiftung)指出，台灣央行採行與經濟金融穩定的目標一致的審慎外匯政策，帶領台灣安然渡過全球金融危機。台灣央行具有完全的獨立性，利率政策也謹慎可靠，是亞洲國家中聲譽最好的央行之一。
2009至至2017年間，國際三大信評公司年間，國際三大信評公司S&P、、Moody’s與與Fitch多次相繼對央行貨幣政策給予高度肯多次相繼對央行貨幣政策給予高度肯定，認為央行的貨幣政策極具彈性，也具可信度，貨幣管理健全，通貨膨脹低且穩定，表現優於大多數國家。
此外，日前辭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Robert Mundell曾稱讚曾稱讚「台灣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新台幣匯率的穩健操作，一路緊釘美元，但允許適度浮動，這種動態穩定是不錯的外匯管理策略。穩定是不錯的外匯管理策略。」 還有，史丹佛大學還有，史丹佛大學教授教授Ronald McKinnon、哈佛大學教授、哈佛大學教授Dani Rodrik、聯合國亞太經濟社會委員會(UNESCAP)等，也都盛讚台灣央行的外匯政策或資本移動管理措施。
多年來，很多事情讓我倍感，很多事情讓我倍感溫馨溫馨。我曾收到一封寄自台自台北市和平東路靈糧堂、謙稱自己是「謙稱自己是「95歲老百姓」」的信，其中有一段：「你在貨幣利率方面拿捏得非常穩妥。人家罵你不要生氣，免傷身體，為公為私請保重，我會在禱告中求神保佑你及你全家平安。」」
也曾在大安公園，碰到一位一位素不相識的老先生拿了一本《地藏菩薩本願經菩薩本願經》送給我，這是他一筆一畫親手抄錄的，並一筆一畫親手抄錄的，並在在最後一頁「謹將此寫經功德迴向與彭總裁淮南先生伉儷，並祈福壽壽綿長綿長。謝宗英敬贈」」這些感人的事情，長駐我心。
多年來是甚麼樣的原因驅動我一往直前？那就是使命感與國人的鼓勵！我從1971年進入央行工年，一直到2018年卸任，這期間與我共事的同事們都會覺得我做事很急切，不停地撰寫分析報告；甚至在早年沒有電腦的時代，經常需要熬夜寫稿，由內人為我謄稿。追本溯源，正是使命感的驅使；即使卸任之後，仍然十分關心各種經濟問題，始終想要將最好的政策分析及時呈現，供政府參考，庶幾不負國人期待。這是我一生的志業。
在我擔任央行總裁任內，經歷三次政黨輪替，四位總統，十五位行政院長，幸獲歷任長官及立法委員信任，中央銀行從而得以在政府架構下保持超然獨立性。
總計我在央行服務達43年年9個月。這期間我曾有多次轉換工作的機會，但仍選擇留在央行。若再加計台銀、中信局及中國商銀的年資，在銀行業服務則長達51年又年又5個月。第一個工作是銀行員，最後的工作也是銀行員，這是我相當自豪的事。銀行員，這是我相當自豪的事。
再次感謝清華大學給我這份殊榮，感謝賀陳校長的鼓勵與費神安排這場典禮，也感謝各位貴賓前來觀！而這份殊榮也是對全體央行同仁的肯定；和他們他們胼手胝足，一起努力，是我的光榮，也藉此機會一併一併謝謝他們。
最後，敬敬祝各位貴賓祝各位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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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央行總裁彭淮南接受國立清華大學名譽經濟學博士學位講詞及貴賓致詞的原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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